余懋学字行之，婺源人。隆庆二年进士，此际三十一岁。本为官场新嫩，但大明官场进步并不一定以资历论英雄。

    明代选人之法，每年吏部有六考、六选。科道官的选举，初时在六选之中的类选，后改为独立于六考、六选之外的行取。

    所谓‘行取’，即为直接行文取用，无制度上的意义。后世称之为“说你行你就行......”的翻版。然而明代科道官，其‘行取’有祖宗家法规定。

    太祖时期，政权初定。太祖言：“御史台、提刑按察司等，乃耳目之寄。务能振肃百司，慎选贤良方正之人，以佐朕不逮。”在他孜孜求治的心态下，科道官的选择是不问出身，不拘资格，“唯贤良方正是举”，还有平民百姓当了科道官的。

    按照太祖留下的选材原则，后世皇帝增加了制度化，规范化的“行取”规定。“国家定制，必选部寺之英，郡县之良，老成练达，力有担当者始授。”

    所谓“郡县之良”，即为知县、推官的“行取”。此条定制的初衷，即为科道官的选取，不从“初仕”之进士中选择，必须有工作经验的，才能选为御史、科道。然而实际执行中不是太好，“行取”比例只能逐年缓慢增加，有时候还有下降。

    成化六年，科道官“行取”制度固化，“凡任知县、推官，由科目出身，历三年以上，政绩显著者，以次行取，送各道问刑半年。”

    成化以后，六科的人员选拔，知县和推官终于占了一半以上。因为科道能以小制大，成为朝廷美缺。

    明初士人中进士，“上者期翰林、次者期给事、次御史，再次期主事，得之则忻。其视州县守令，若鵷鸾之视腐鼠。一或得之，魂耗魄丧，对妻子失色，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。”

    没有行取制度时，“一考定终身”，成绩好的留京，成绩差的出外。在外任职的，玩命干到死，不过是两司郡守，这就到顶了。

    有了行取制度，当初的学渣可以走一条“兰台捷径”。一旦被选为科道官，“俟有劳绩，两转而擢京堂，不期月而简开府，年例则一岁而转方面，诚重之也。”，虽然比不得翰林的天花板在内阁，但尚书有望。

    余懋学玩的路子，就是“兰台捷径”。隆庆二年中了进士，成绩在二甲开外，授抚州推官。后来打通了杨博的路子，以“行取”擢南京户科给事中。

    为防止科道之官和被监察对象勾连，且不塞地方官“行取”之路，科道官最多干“三考”，就是九年。最迟九年后，干的最差的御史、科道回到原级别任用，其余的用不上三五年就升官别任。

    六科给事中升级，最少三级，也就是从正七品直升从五品，多数升五级，也就是升到从四品，起步就是六部主事或外放知府。也有一下子升七级的，那一般是有了大名声，或经过朝争，挨了廷仗，或流放之后起复加官。

    但是，就算科道连升七级，若当初参了尚书、侍郎等高官，一旦迁转，就很有可能落到仇人手里。所谓“官升七级，势减万分”，当初怎么吃滴，如今怎么吐出来。

    由此制度弊端，明代御史和科道官，除了像海瑞那般志不在升官，每次却都不得不升的。其余都必选恩主，否则一旦升转，即为板上鱼肉。若无恩主，则不敢参高官显宦，只能拿四品以下或者勋贵撒气，且参劾的都是失仪、非法使用朝廷驰驿或者如谭国佐那般朝会迟到等等，既完成了考核任务，也不往死里得罪人。

    然而，不能参劾高官或者不能参恩主仇人以外的高官，如何能凸显政绩，做一个孤介有节，不畏权贵的堂堂“正道中人”呢？

    嗯，有办法。咱规谏皇上和国策！太祖设六科，职责有“掌侍从、规谏、补阙、拾遗、稽察六部百司之事”。咱遵祖制，给皇上和国事挑毛病啊！

    后世相声大师刘宝瑞讲的《君臣斗》，里面有刘罗锅参乾隆的情节，先要乾隆免其“万万死”，才敢参奏。

    相声是瞎编，但清朝皇帝在接受纳谏方面，确实被明朝皇帝甩出去十八条街。俺大明朝，给事中给皇上挑毛病，不是事儿！

    到了明中后期，大事廷议，给事中与闻先不说；“因天子无私事”，皇帝內帷之事，给事中都来参奏。皇帝不仅说错话、爱喝酒，吃丹药他肯定要来规谏；宠爱嫔妃，冷落皇后，给事中也会参奏；当然，若像孝宗那样，只爱皇后一个，也不行！

    总之，管他有没有枣，先打他三杆子，这就是给事中对待明代皇帝的态度。若皇帝恼了，那就更好了，此为面刺君颜，忤逆龙鳞，为谏官之荣光。

    若皇帝大光其火，给他一个流放或廷仗，那就更妥了，直名遍传天下！立即成为天下读书人榜样不说，连升七级的政治基础从此奠定。怎么形容这种政治地位呢，简单说罢——在全国吃饭都有人请，肯定不用自己掏钱。

    朱翊钧在后世虽然听说过“六科给事中”的鼎鼎大名，但对其体制、机制、选人、迁转没研究过——谁没事研究这个。

    他穿越一年多来，六科给事中惊讶于皇帝的好学、勤政，为祖宗洪业得人庆幸了半年多。而且，朱翊钧和张居正开始时动作不大，虽出台了个考成法，但在此法中，把六科权力给扩大了——嗯，大家先给皇帝和张居正些面子。

    然而，过年后的大阅，皇帝置葛守礼老大人的求情于不顾，将吏科给事中陈蕖给宰了，打破了科道官不判死刑的潜规则。

    但当时皇帝杀的情理法具足，大家也说不出什么，只一口气憋在那里。

    然后，皇帝就露出不好的苗头。先是有传言，皇帝开皇店、皇厂，与民争利；然后要改盐政，全国都晒盐；后来又插手边事，直接指挥战争——听说去年还有阵图之事。

    更别说大用厂卫，监视朝臣这事，给事中早就想规谏了。现在他们觉得，半年多来皇帝步子太大，容易扯到蛋，该是我们上场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一看王琢玉开了头，就如同非洲鬣狗一般，一拥而上——大明朝，言官干啥都一拥而上也是传统，这传统也源于体制弊病，在此就不展开赘述了。

    余懋学奏章上奏章时，写的副本被所谓“同道中人夺去”，在两京科道中流传。京师科道众官一看，被余懋学拔了头筹，是欺我京师无人乎？炮声隆隆，比之前热闹了好几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