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 第三百八十五章 山区风水法

作品:《一名隐士的前半生

    一个山区出生的人,如果在异乡,看到山,就会找到些许回家的感觉。(www.K6uk.Com)这是呆在重庆,比较自在的原因吧。

    除了川牌所蕴含的周易阴阳的道理外,我还对山区风水的判断,产生了兴趣,也背着背包,走了一些地方。

    从传统风水学的基本框架来看,风水最典型的位置,应该是山与水交接,但仍然不失敞亮的地方。

    明清时期在北京四周的陵墓,大约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。有山有水,并且总体视野比较宽阔。但在陕西,古代长安咸阳,也按风水学原则,埋葬了许多帝王。他们对风水的塑造和讲究,是另一种办法。

    关中平原是没有多少大山的。但骊山却是个独特的存在,离长安近,并且它确实是山,也有水,于是,秦始皇就葬在那里。当然,扶风县还有峤山,那更是风水学的典范了。

    峤山如太极图的水系,让陵墓本身处于阴阳鱼的重心点,这本身就是太极思想的极致体现。骊山下有温泉,也算有山有水,更重要的是,它直接面向关中平原,视野开阔敞亮,体现出磅礴的气势,这更是那个时代,帝王精神的体现。

    在没有山的地方建陵,怎么办?就筑陵为山,造一座山起来,没有水怎么办,就挖渠引水,造出水的形状。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,就是这样的。当然,汉唐时期许多帝王陵墓,都是按这个规则来进行。

    按理论,有山有水就是好地方,那么,重庆这地方,山不可谓不大,水不可谓不深,怎么没产生多少帝王呢?

    格局是否敞亮,视野是否开阔,估计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山虽然大而有势有脉,但是被群山所包围,就缺乏视野了。水虽然有力有源,但是过于汹涌,存不住财气。

    比如安徽、湖南等地,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,就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人物,虽然他的山比较小,水也不大,但是视野亮堂,所以格局就大。

    山水决定基础条件,格局决定奋斗目标。再好的条件,没有奋斗目标,也是不能成大事的。

    四川不是没有出现伟大的人物,重庆也有。比如刘帅、聂帅,但他们成就事业的原因,就因为从小就离开了这里,进入到广大的中原地带,甚至进入到世界舞台,格局大了。

    四川的有邓、朱、陈等。从历史上看,伟大人物众多,比如李白、苏轼等,但他们成功的关键,都是因为冲出大山的束缚,来到外面的世界,才成就的。本土生长的人才,如果不出去,就把好肉烂在锅里了。

    如果非要从风水角度理解,也是有痕迹可循的。即使在重庆,刘帅的家都是在半山腰以上居住的,那里视野开阔些。这些人的故居,大多在视野开阔的地方,要么在山上,要么面对着大平坝,气势敞亮,才生长得出大气的人。

    只要冲出巴山的束缚,就可以名扬天下。司马相如,如果不是到京城,那么,始终与卓文君在成都卖酒,大不了做个富翁,是无法名扬青史的。天下文人出四川,这句话的关键在一个字“出”。

    在小地方格局小,并不是你不聪明。你即使有通天的本事,如果拘泥于当地小环境,也只能跟别人进行低水平重复竞争,搞些婆婆妈妈的事情。

    山是如此复杂众多,各自形成自己的小环境,很难建立大一统的思维。我们原来老家,是有广播的。农村广播,每个院子都有。大概是宣传政策和乡村广播的性质,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,是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。

    但是,那天气预报,县气象站的,连本县明天的气象都播不准。我中学时,问过地理老师,地理老师的解释是:山区小气候。

    我很快就明白了,只隔一条五十米宽的河,河这边下雨那边天晴,怎么算得准?这座山拢住了一片云,风雨不断。那座山下,却晴天丽日,热得出汗。怎么判断?可以这样说,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算是地理分界线,怎么确定大气候?

    况且,一座大的山脉,分主脉和支脉,而重庆山区,却是大巴山的支脉,被乱七八糟的水系,分割得七零八落,根本连不上脉。秦岭虽然以太白山为主峰,但终南山才是主脉之所在。主脉线条,从卫星地图上看,是连绵清晰的,所以它具备中华龙脉的条件。

    而这里的山,水与路与桥,分割连接状况复杂,长脉断裂的情况,很是干扰风水师的判断。

    这里的水也很麻烦。一般而言,水在风水学中,代表两种意义,一是财富,但这里聚不了财,因为水流的落差太大,造成流速太急,沉不住气。另一方面,因山势复杂而造成水系转折太多,分割了线路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意义,是龙出发的地方。龙长于山,它出山的线路是从山脚的水中出发的。水深且稳,就有潜龙腾渊的气质。

    最可怕的是,这里的水,有许多浅滩,这就不利于龙的出发了。龙游浅滩遭虾戏,这句话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即使是这里最大的水系,长江,也有许多险滩,这就不利于龙了。

    所以,在这里,不仅要防止因山势脉断而造成的龙无法生长,还要防止因水中浅滩造成龙无法出渊。找这里的风水,得满足两个条件:一是找一个与大巴山主脉相连且没有断点的山,不得面临一个没有多少浅滩的水,并且地方要在半山腰以上,或者面对一个平坝,视野开阔。要满足这样条件的地方并不多。

    更麻烦的是,古代没有卫星或者航拍手段,光靠风水师在群山中凭肉眼观察,是很难判断的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何况,此山如此之多,你怎么看得清。

    以上仅是从外面来看风水。但是,风水与地下的情况也联系紧密,尤其是坟墓的风水,与地下情况高度相关。

    这里是喀斯特地貌,石灰岩在长期的水流作用下,形成了许多巨大的地下水系和溶洞,有的山几乎被溶洞掏空,这在地面上是发现不了的。当然,重庆还有许多天坑,也很著名。如果不幸在天坑边上居住和葬坟,简直与地狱仅一步之遥。因为,在风水上,天坑不如叫地坑,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,绝对不是好地。

    并且,在重庆,还因为抗日,人为挖了许多防空洞,更是重新改造了山水。这东西,如果从战争来看,倒是有必要,如果从风水来看,更增加了判断的难度。

    那么山区风水,除了要按这些标准还寻找的话,还有什么难度呢?

    最大难度,在气候。这里是一个四季不太分明的地方,山区小气候决定了它的气候规律不像中原地区那样规整。如果按黄历来推算,是不可能推算出当地的吉日的。

    在风水中,选择日子也是很重要的环节。一般来说,要根据官方历法来确定吉凶。农历产生于农业社会,适应于经济生产方式,其历法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。新王朝建立,就得重新修订历法。如果说,官方对研究风水最权威的部门,古代就有钦天监这样的部门。

    汉代后,太史与太卜两官合一,也是掌管历法天文与地理风水的机构。相当有传承和讲究。但这些传承和讲究,是根据中原地区的气候变化,以及天文运行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来看的。这一套规律,在山区,就有所变化。

    比如我们通常知道的二十四节气,就与气候有关,并且是风水判断的基础。风水是因气候而轮流转动的,那么,确定日子,必须根据节气变化来确定。

    但官方历书上的节气,主要依据的是中原气候。而到了重庆山区,就得调整。最要命的是,调整的节奏还不同。比如河谷地区,大致上与中原地区节气相同,但半山城就不同了,山顶,又有所不同。

    以四绝日为例,在古代,认为立春、立冬、立秋、立夏的前一天,为四绝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立春,春属木,它的前一天,就是冬走到尽头了。冬属水,也就是这一天为水绝日。同理,立冬前一天为秋结束,秋属金,是金绝日。立夏前一天,为木绝日。立秋前一天,为夏结束,为火绝日。

    凡遇到绝日,则表明五行缺项,做事是不宜的。因为五行不和,则难生。只有一种事例外,就是工作交接。新官上任和老官离任,绝日不妨。

    以四离日为例,如果说四绝是四季之终,则四离为四季之始,它是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等四天的前一天。这四天,也属于诸事不离。

    这种季节划分,在中原地区可以精确到日子甚至时辰,但在重庆山区,就无法按这样来套的。

    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

    更何况,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,不要说按经纬度来计算,各乡村的季节变化时点不同。就是按高度来说,在一座山上,季节变幻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。

    时间和地点两维图像所产生的推理结论,根本无法适应这山区的三维地形,在判断时机上,产生了巨大的困难。这就是,重庆山区阴阳师难当的重要原因。

    气候多变,计划跟不上变化,所以,人就没有长远打算,过一天算一天,反正不知道明天是天晴还是下雨。或许,这就是巴山人的缺点吧。但这缺点之中,又隐含着优点,就是抓紧时间,赶快把能够做的事情做完。勤劳,是真的。格局就不可能大了,因为长远的东西变数太多,不想那些,干就是了。

   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,也许是合理的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优点,就是不怨天尤人,天意难测,从气候上就可以看出来。所以,平静地接受上天的安排,只作人事上的努力。所以,四川人,特别是重庆人,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。因为他们知道,天命不可测,而人只要努力和勇气到位了,就是英雄了。

    这种悲剧色彩,是很可以出戏剧和伟大艺术的。但是在重庆,伟大的艺术即使产生了,也没人欣赏那些大部头,人们没时间。时间、气候和地域上的碎片化,让人们只能在即时性的幽默上,产生艺术作品。

    所以,这里的人,说话是讲究幽默的,幽默是临时创造的。这有点像相声中的现挂,是很考验人们的聪明的。《疯狂的石头》中,开关的台词就会让人会心一笑:“狗日的,高科技,无人驾驶。”

    这种笑话,在每个大街小巷、每个人的口中,都会听到。

    碎片化的环境,要展开宏大叙事,必须有一条不受环境影响的主线。这条主线,重庆人,选择了感情。重庆人的感情,如同奔腾的江水,是很浓烈刺激的。

    他们的食物很刺激,调料用得夸张。他们不怕什么禁忌,因为禁忌了也无法保证平安,反正,天气总在变化。他们的语言很刺激,最常用的艺术手法,就是夸张。

    当自身命运很大程度受环境的突然改变,让人没有主动权的时候,人们就喜欢把日常的生活与天联系起来,让小事变得高大上。比如我们说一个人,破坏性很强的皮孩子,北方人只说这人淘气,或者说这人皮。但重庆人的说法就很巨型:天棒!

    把零碎的东西罗列,并无逻辑,造成一种荒诞的联系,也是笑话的来源。比如,有走江湖卖跌打药或者神药的,这种人在全国都有。

    在武汉,同样的码头城市,他要吹的是这个药对哪个病如何神奇,或者说自己以前得了某病,到处无法医治,得了这个药,才治好的。中心思想稳定,就是有特效的意思。讲故事也罢,说效果也罢,反正有思路有脉络,大家也好理解。他们的套路是,摆事实讲道理,让你不得不信。

    但重庆的跑江湖的人,就不这么说。他所展示的是一网打尽的全面性。罗列大理不相干的东西,你虽然听起来像假的,但在气势上,你又有点愿意相信。说到激动处,声泪俱下,让你不忍心不相信。

    他说药效时:“我这个药,专治跌打损伤、五谷痨伤、风湿麻木脚转筋,头昏脑花眼睛胀。头上生鸡眼、脚底长脓疮,伤风三日皮肤痒。”你听听,这是专治吗?万金油也没它厉害。

    要说用法时:“我这个药,不酒泡酒无酒泡尿,无酒无尿可以干嚼。”这基本上是只要进嘴就行。况且泡尿连进嘴都难。观众一听笑了,冲他的幽默劲和卖力的表演,不给点收看费都不忍心。

    要说价钱:“我今天不是来赚钱的,各位师傅大爷,初次来到这大码头,我这里有礼了。俗话说,兄弟药好不好不要紧,伸手不打送礼人。我先给的人,权当是送礼,不赚钱,只要你给我扬名。当然,有大财主有大善人,可怜兄弟风吹日晒,要给两个稀饭钱,我也在这里作揖问安,拜你老人家。祝你老人家一帆风顺、四季发财、五谷丰登。”

    凡此种种,你不是在买药,你是在买同情买恭维买娱乐买那一种高兴劲。重庆人实在,凡有几个过路的,无聊的或者身上有点闲钱的,总得打发几个。这个是以卖药为引子,完全是小品演出,收的是个艺术钱。

    每个人都需要艺术,只要他吃饱了。但巴山人对艺术的要求是,必须简短,没长时间欣赏。短短的时间里,你必须催泪或者逗笑,要不然,没人有功夫细看。这如同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,100秒内观众没有大笑,这节目恐怕是上不了台。

    在人与人的交往中,感情也是第一位的。四川的袍哥多,而巴山的袍哥,更是混入了每个地方的生活。袍哥人家,绝不拉稀摆带。人与人交往,讲究的是个情义。

    大家对积累财富之事,大多不抱有很大的希望。第一是因为,在这恶劣的环境中,也就是说作为农耕社会比较难以耕作的地方,积累财富的难度太大,所以大部分人不抱理想。第二是因为,在这气候地理人事巨大变化和碎片化的地方,财富也容易流逝,况且碎片化,导致土地和资本的兼并很困难,始终在经营上,属于小块积累小本经营小打小闹的阶段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,有古代有点像小农经济,在现代,有点像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,都没有发展到中原地区剧烈兼并的状态,也没发展到垄断资本一统天下的状态。

    这种自由竞争的状态,除了因为贫困外,更重要的是碎片化的原因。它使人们在经济上的等级制度并不明显,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度也就不厉害。人与人相对平等的状态,在这样的环境,是可以产生和延续的。

    正因为人与人交往的大致平等性,导致规则的一致性。讲义气讲感情,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传续下来的交往规则。

    在中原地区,人与人交往的规则是“礼”,但这种规则是没有多少一致性的。因为对象不同,所给予的礼的等级也是不同的。原因很好理解,中原地区与中央政府近,等级管辖是严格的,所以规则也就分等级了。更重要的是,在几千年的朝代变换中,虽然屡有王朝更迭,但经济地位总是少部分人兼并着大部分人的财富,造成了世代贵族和世代贫民,唯有科举一途,可供少数人摆脱阶级圈层。

    所谓“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。”

    孔子当年制订礼时,是参照周朝的规则制订的。周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,等级相当分明,礼分对象等级而差别极大。好处是,社会管理有秩序有阶梯有规范,便于国家管理和人与人之间各安其位。坏处是束缚人的阶层上下流动,抹杀了社会积极向上的创造力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坏处,就是在很多时候,变得与感情和基本人性相背离,让人很不舒服,生硬地剥夺了幸福感。

    比如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去世了,他箕坐于台阶上,已经有因感情迸发而失礼的先兆,学生们以为,老师要做一个真性情的可爱的老头时,老头却因礼制的束缚,把自己搞得很痛苦,把学生搞得很尴尬。

    学生们在给颜回办丧事时,请求借孔子的车一用,孔子虽然感情上非常想借,但他以礼制的理由拒绝了,因为颜回不够级别。

    重庆人遇到这种事,就不这样考虑。只要感情到了,穿一条裤子都行,车子算什么?

    巴山人生活已经够苦的了,为什么在感情上还要亏待自己?谁知道明天下不下暴雨?今天天晴,就让我们欢畅一回吧。

    有酒不饮空归去,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    好就是好,喜欢就是喜欢。坏就是坏,讨厌就是讨厌。老天爷已经压抑我们好久了,现在就不要压抑自己了。莫做那一本正经的样子,装什么装?

    不要跟我说大道理,我没见过也听不懂,更不喜欢,好像你要做什么大事似的。你只说,现在要得不要得,巴适不巴适,就行了。

    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,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有关。

    李白就是这种思想。“况人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他还写到:“主人何须言少钱,径须沽酒对君酌。五花马、千斤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,与乐同销万古愁。”

    在四川还有一个苏轼,他也是及时行乐派。但他的行乐更高一个层次,那就是最艰苦的地方,仍然可以找到快乐,只要你有行乐之心,只要你没死,那我就要娱乐致死。

    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!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为什么这么潇洒?因为在四川人看来,只要人活着,就没有什么困难。

    困苦,又不是没见过。蜀道难吧?李白还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?命运是老天爷安排,快乐是自己体会。

    何况,你给我带来了快乐,比送礼还好,这就叫:人对了,啥都行!